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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义》作者:章学诚，字实 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卒于嘉庆六年 （1801），终年六十四岁。由今而论，章学诚是乾嘉时期的著名 学者，但他却显于今而不著于时。生前，他的学术不被理解，极为自负、有着别识独裁 的《文史通义》一书也殊乏知音；身故后，没有像样的传记，生平事 迹和著作足足埋没了一百二十余年。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先生为之结撰《年谱 》，其学术光辉终于日渐显耀。到梁启超，更大力张扬，以章学诚之 学术不盛行于清代，为清代史学界之耻辱。他的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也得到了极 高的学术评价。

一、《文史通义》之撰著

章学诚 一再称自己所走的为学道路是一条寂寞之途，人弃我取，无人顾盼，举世所不为，但他 的《文史通义》却应当不是在寂寞中完成的。因为从《文史通义》初 撰起，章学诚就屡屡将其中的篇章呈送给他自谓的“同志”、“通人”或一时大僚，致 函商讨，请求校正，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这一方面反映出 他对所撰《文史通义》的自负，另一方面，实际上也表现出他为推扬自己学术主张所作 的努力。《章氏遗书》所保留的信件中，相当一部分都与此有关。这 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文史通义》撰写的宝贵资料，这些文字，也是章学诚的一种“自 识”，即他对自己《文史通义》撰著目的的最直接认识。

章 学诚的《文史通义》大约始撰于乾隆三十七年，在篇章初成时，他就致信给汾阳曹学闵 ，并抄录“内篇”三首，托他转交国子监监正朱棻元和翰林院侍读学 士钱大昕。他致函朱棻元称：“是以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 》。书虽未成，大指已见辛楣先生候牍所录内篇三首，并以附呈。” 则这个“大指”当蕴含在写给钱大昕的《上晓征学士书》中。其间，章学诚论述了古今 著述渊源，文章流别，他初撰《文史通义》的旨趣亦在这封信中得到 了明确展现。信中写道：

学诚自幼读书无他长，惟于古今著术渊源，文章流 别，殚心者盖有日矣。……而班史《艺文》独存。《艺文》又非班固 之旧，特其叙例犹可推寻。故今之学士，有志究三代之盛，而溯源官礼，纲维古今大学 术者，独汉《艺文志》一篇而已。……然赖其书，而官师学术之源流 ，犹可得其仿佛。故比者校雠其书，申明微旨，又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 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 、外、杂篇，成一家言。虽草创未及什一，然文多不能悉致，谨录三首呈览，阁下试平 心察之，当复以为何如也。

可以看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撰写实是从校雠《汉书?艺文志》入手，意在釐别古今学术渊源， 探讨古今著述之得失利病，亦即其《校雠通义》序言中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此年，邵晋涵还有书信致章学诚，问起《文史通义》的撰写情况。其中写道 ：“足下以伉爽之识，沉贽之思，采七略之遗意，娓娓于 辨章旧闻，考撰异同，校雠之得其理，是诚足下之责也”从中亦可考见，章 学诚撰写《文史通义》的初衷，是仿照刘向、刘歆父子编 纂《七略》之意，条辨学术源流，群言得失。而翌年写给严长明的书信中， 他对此亦有明确记述。

但在乾隆三十九年夏，章 学诚则表述了以《文史通义》来阐发“史意”的意图。此年，章学诚感于《 文史通义》诸篇为理论之作，“空言不及征诸实事。” 所以撰《和州志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以见《通义》非迂言可 比，其叙言称：

志者，史之一隅也。获麟而 后，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魏 、晋六朝，时得时失，至唐而史学绝矣。其后如刘知几、 曾巩、郑樵，皆良史才，生史学废绝之后，能推古人大体，非六朝、唐、宋 诸儒所能测识。余子则有似于史而非史，有似于学而非学 尔。然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 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之所为作也。

但他 似乎未能立即着手达成这一愿望，乾隆四十三年，他在写给钱坫的书信中仍 言：“而学诚觕通大义，不能研究文字，自以意之所至， 而侈谈班、刘述业，欲以疏别著述渊源，究未知于古人之志，有当与否?” 可见直至此时，他的治学重点仍在目录校雠。当然，这里 所说的“校雠”与繁琐的版本考证、文字对勘这样的考据方法显然不是同一 个层次，按章学诚的话来说，就是“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 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

直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 《文史通义》中《言公》上、中、下，《诗教》上、下等 篇撰成后，章学诚的学术视点才转向了讲论文史。此年所著《言公》、《诗 教》等篇，文字多至万言，不能遽录，章学诚便先以《言 公》三篇致送邵晋涵，并告诉周振荣，《言公》、《诗教》之篇，“足下不 可不与闻也，或令人钞去，置之座右，较之《史例》、《 校雠》诸篇，似有进矣。”并称：“其言实有开凿鸿蒙之功，立言家于是必 将有取。” 按钱穆先生所考，此年所撰，尚有《嫌俗》 、《针名》、《贬异》等篇，从这些篇章可以看出，当时《文史通义》体现 之撰著意图，与数年前的辨析学术源流已显然不同。余英 时先生以此年为今本《文史通义》撰写的开始，应当不无道理。这一年开始 ，今本《文史通义》中的篇章渐次撰成，在此，仅以《原道》篇为例，分析 当时《文史通义》撰述之主导思想。

《原道》篇为《文史通义》诸篇精 髓之一，撰成于乾隆五十四年，但在传示都门诸“同志” 的过程中，遭到了极大的非议，认为“蹈宋人语录习气”，不见新鲜。章学 诚在此后的《与陈鉴亭论学》一文中，阐明自己这篇重要 文字的撰述宗旨说：

古人著《原道》者三家：淮南托于空蒙，刘 勰专言文指，韩昌黎氏特为佛老塞源，皆足以发明立言之 本。鄙著宗旨，则与三家又殊。《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著作 本乎学问，而近人所谓学问，则以《尔雅》名物，六书训 故，谓足尽经世之大业，虽以周、程义理，韩、欧文辞，不难一吷置之。其 稍通方者，则分考订、义理、文辞为三家，而谓各有其所长；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 纷纷，出奴入主，正坐此也。鄙著《原道》之作，盖为三家之分畛域设也 。

这里表述了两层意思，其一，“《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这是 章学诚最初撰写《文史通义》宗旨的延续；其二，《原道》之作在当世沉 溺于训诂名物，鄙薄义理、文辞，谓之“足尽经世大业”的学术背景下，其中所言“为三家 （考订、义理、文辞）之分畛域设也”，透视出的是救正学术偏向的意图 。

嘉庆元年，章学诚选取《文史通义》中《言公》、《说林》等十余篇“近情而可 听者”，进行刊刻，并陆续分送诸“同志”就正。以下，从章学诚呈送这 个刻本所附信函，来分析他撰写《文史通义》的目的，这实际上代表了章学诚晚年对《文史 通义》的期望。

嘉庆元年三月，章学诚致书汪辉祖，讲到将《文 史通义》刻本送其校正的原因：“然大旨终不能为知好者讳，辄因大刻序言史学，亦开凿新 论之一端。”他对当世的学风进行了分析，指出：“近日学者风气，征实 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针对这种情况，章学诚提倡作古文辞来救正 ，但却将古文辞的成功归于史学，认为：“而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进步， 方能有得。”其下则着力对此加以论证，认为近世文宗不晓“经之流变必入于史”，欧阳修 的《唐书》和《五代史》不脱学究《春秋》与《文选》史论习气，但未能 得见“《春秋》马、班诸家，相传所谓比事属辞宗旨”。最后说：“拙撰《 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从 这番慷慨陈辞中，他以《文史通义》倡言史学的理想明晰可见。

嘉庆三年，章学诚 以《文史通义》初刻稿呈送朱锡庚，请其将副余分赠同志中人说：“如又 不足，续寄可也”，并请朱锡庚将所附书信转给章宗源、邵楚帆、邵耿光及邵晋涵弟子之“ 能真知其师者”共观。他在书信中写道：

鄙著《通义》之书 ，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身世有所枨触，发愤 而笔于书。……《通义》书中，《言公》、《说林》诸篇，十余年前旧稿 ，今急取订正付刊，非市文也。盖以颓风日甚，学者相与离跂攘臂于桎梏之间，纷争门户， 势将不可已也。得吾说而通之，或有以开其枳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 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或于风俗人心不无小补欤。

应当说，这封信函有 着特殊的撰写背景，章学诚此时正被“盗卖毕公《史考》”的流言所侵， 所以才写信给友人，谋求自辩。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章学诚的心中有一种强烈 的学术责任感，他的《文史通义》虽然论文谈史，却不是无为之作。正如 他在《上尹楚珍阁学书》一文中所说：“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 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 诗人义焉。”

这一年，章学诚还致信钱大昕，寄送了《文史通义》的初刻稿。这 时他已认识到自己从事的文史校雠之业，“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 惟敝帚自珍，所以请求钱大昕：“乞勿为外人道也。” 迫于学术大环境的压力，章学诚的 犹豫与徘徊心态由此可窥一二。但这封《上辛楣宫詹书》的中心思想却在 如下这段文字：

夫著书大戒有二，是非谬于圣人，忌讳或干君父，此天理所不容 也。然人苟粗明大义，稍通文理，何至犯斯大戒。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 ，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 为贵著述矣。

在此，章学诚以力挽风气为己任的学术理想，已 非常明确。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说林》篇中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注意，其中写道：

鸩之毒也，犀可解之；瘴之厉也，槟榔苏之。有鸩之地，必有犀焉 ；瘴厉之乡，必有槟榔。天地生物之仁，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汉儒传经贵专门，专 门则渊源不紊也。其弊专己守残，而失之陋。刘歆《七略》，论次诸家流别 ，而推《官礼》之遗焉，所以解专陋之瘴厉也。唐世修书置馆局，馆局 则各效所长也。其弊则漫无统纪，而失之乱。刘知几《史通》，扬搉古今利病，而立法度 之准焉，所以治散乱之瘴厉也。学问文章，随其风尚所趋，而瘴厉时作者，不可不知 槟榔犀角之用也。

用这段文字来推衍章学诚撰著《 文史通义》的期望，应较为允当。章学诚在此举出，刘歆《七略》之作，在纠正 汉儒专己守残之陋，刘知几《史通》的撰写，在揭露唐代史馆 修史漫无统纪之弊。都意在表明，学者的著述应当对一时的学风偏弊有所救正， 他撰写《文史通义》的最终目标也在于此。面对当时知识界竞 趋考据训诂之“瘴厉”，正是通过批评时风流弊，慎别汉、宋之学，《文史通义 》发挥了它的“槟榔犀角之用”。

二、《文史通义 》对乾嘉学术流弊的批评

“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这是章 学诚对逆时代风尚而行之艰辛的充分认识。乾嘉之际，经学考 据一旦形成风尚，正训诂、明音韵、考名物、核度数的学术门路便演为时趋。这 种治学路数与东汉许、郑诸儒极其相似，仿佛东汉之学重光， 清儒遂有“国朝汉学昌明，超轶前古”之说。

然而，对“甚于刑曹之法 令”的“时趋”，章学诚并没有妥协相徇，他笔挟青霜，锋芒 所向，正是汉学考据演为风尚之流弊。他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批评说：“盖逐于时 趋，而误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 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俱存，无事补辑，彼将无用其学矣。”章学诚认为当世 汉学的弊端在于“循流忘源，不知大体”，“但知聚铜，不知 铸釜” ，只知功力，不知学问，所患在“学而不思”。他将功力和学问别为二 途，认为：“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乎功力则可耳， 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在《文史通义》之《博雅》篇中，他对当世 学者宗尚南宋王应麟，以博洽考订证经治史的为学方法进行批 评，指出：“今之博雅君子，疲惫精力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 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耳。” 对世人的 以考据名家，章学诚更是不以为然，指出：“天下但有学问家数，考据者乃学问 所有事，本无考据家。”

更为重要的是，章学诚对乾 嘉汉学的批评，是他看到了汉学考据主导学术界所造成的学术偏蔽，首先是学术 视野的极度狭窄，章学诚说：

今之学者，以谓天下 之道，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如斯而已矣。是何异观坐井之天 ，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以谓可 尽哉?

而读书人在强势学风的挟裹下，为好名心所驱使，“以学问文 章循世之所尚”，舍本逐末，茫无所主，将生命精力耗费于繁 琐的考订、论证，不知学为何物，更为学术之大患。这种状况，就如焦循于嘉庆 元年所指：“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 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章学诚亦为此叹息说：“ 夫近人之患，好名为甚。风气所趋，竞为考订，学识未充而强 为之。” 因此，他屡次提到古学，认为今人的治学方法脱离了“古人之真”， 指出：“尊汉学，尚许郑，今之风尚如此，此乃学古，非古学 也。” 又说：“近日考订之学，正患不求其义，而执形迹之末，铢黍较量，小 有异同，即嚣然纷争，而不知古人之真，不在是也。”并不 无忧患地论述说：

然则学术不明，必为人心风俗之害，贱儒不足以有为 ，而群焉不察以相赞叹，则流风大可惧也！古人之考索，将以有为也；旁通曲 证，比事引义，所以求折衷也；今则无所为而竞言考索。

可见，章学诚所痛斥的是回避现实，脱离了“学术固期于经世”的宗旨，但知识界 却仍为“风气所鼓而不知偏之为害”。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中屡次提到“宋学”一词，与此相关的论述也是理解其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那么， 何为“宋学”?简而言之，即“程朱诸儒之学也”。宋学以讲求“性 与天道”为特质，力主阐发义理，回归孔孟。而其空疏流弊，亦深植于此。演至明末， 王学末流束书不观，“高谈性命，蹈于空疏，儒林之名，遂为空疏藏 拙之地。”清初顾、黄诸儒起而救之，揭露其弊，欲之蹈实，走向经世致用。至乾隆而 后，许、郑之学大明，则其浸衰已成，不复成军。读书人“皆以考博 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章学诚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宋学弊端所在，他说：“第其流 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 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 即指斥宋学的空言义理。他在《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中对这种“以 道名学”进行批评，斥之为“有道而无器”：

盖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 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道非必袭天人、性命、 诚正、治平，如宋人之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文章学问，毋论偏全平奇，为所当然 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若区学 术于道外，而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则是有道而无器矣。

正因为这种离 器而言道，宋儒之学才流于空疏，远离现实，无关经济事功。

但章学诚虽然痛斥 宋学流弊，却反对于宋学一并抹杀，他肯定：“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 平正路”。认为：“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 太不讲也。”他告诫诸子：“尔辈此时讲求文辞，亦不宜略去宋学”，《五子遗书》、 诸家《语录》，“其中精言名理，可以补经传之缺，而意义亦警如周 、秦诸子者，往往有之。”同时指出：“ 但不可堕入理障，蹈前人之流弊。” 可 见，他要讲的宋学应是去其流弊之后的诚意正心之学。他对好友邵晋 涵说：“维持宋学，最忌凿空立说，诚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君家念鲁志也，宜 善诚之。”他的“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又多少带有以史学 修正宋学的意图。

然而，章学诚希望知识界讲宋学，并非是要以恢复宋学为志 。他的这一识见，是针对时风偏蔽而发。在乾嘉汉学风气全盛之际， 知识界皆重考据而轻义理，章学诚将这种现象归因为风气盛衰所致，他说：“然风气之 盛，则村荒学究，皆可抵掌而升讲席；风气之衰，虽朱程大贤，犹见 议于末学矣。”因此大声疾呼：“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 由此，他批 评说：“今之学者，虽趋风气，兢尚考订，多非心得。”又说：“诸 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随着考据末流偏枯之弊的日 渐显露，杰出之士，也都以之为忧。嘉庆元年春，焦循致书刘台拱， 就说：“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 患乎不学，後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於虚，庶几学经之道也。” 这里提到的“证之以实而运之於虚”，与章学诚视“学而不思”为当世学风病痛，可谓 同出一辙。嘉庆十九年九月，段玉裁复书陈寿祺，认为：“今日大病 ，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 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喟叹：“专言汉学，不治宋学， 乃真人心世道之忧。”亦与章学诚所论“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为同调之叹 。

应当说，章学诚持正汉、宋的思想，建立在社会学术责 任之上，与争汉、宋门户者，不可同日而语。而他针对学风时弊，持正汉、宋之学， 对学术进行修正的理论基础则是“六经皆史”。

三、六 经皆史

“学以经世”为贯穿整部《文史通义》的重要思想，“六经皆史” 则是其中的重要命题。乾隆五十三年，在写给孙星衍的《报孙渊如 书》中，章学诚提出：“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 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此时，“六经皆史”论已 见其端。至乾隆五十四年，章学诚撰成《文史通义》中的《原道》 篇，开篇即言：“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明确提 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而与之前后的《经解》、《史释》、《易教》等 篇，五十六年《答客问》、五十七年《书教》篇的撰成， “六经皆史”的理论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至他病逝前一年（嘉庆五年） 撰写的《浙东学术》篇，他的以“六经皆史”为核心的史 学思想建设最终完成。

“六经皆史”并非是章学诚之独创，其渊源 可追溯至先秦《庄子》之《天道》、《天运》诸篇，而如 隋代王通、北宋苏洵，明王阳明、胡应麟、李贽，清初钱谦益、顾炎武等人 ，皆阐发过相近的认识。而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最可宝 贵之处在于，它建立在较为完善的哲学体系之上，以“即器明道”的理念， 被赋予了现实和时代的意义。

章学诚提出“六经 皆史”，他的论据总结起来有重要的两点，一是经与史在上古无所分，“三 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古之所为经 ，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这在宋明以来学者的著作中 都递有论述。二是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为先王的经世之书 。如：“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 典也”，“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这是章 学诚反复强调的一点，也是认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学说最需注意的一点，这 些论据都意在阐明六经不是离事而言理的空言著述，而是 先王施展政治抱负的依托，所以章学诚在《原道》篇中再次重申：“六经特 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

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他用“道”与“器”两个哲学名词之间的关系，将六经与史联系起来 。章学诚以影与形作比，表述道与器的关系说：“《易》 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 据此，他作了如下的阐述：

后世服夫子之教 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三代以前，《诗 》、《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遵奉六经，别 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 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是以但见其为不 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 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 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彰先王政教，与夫官司 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官司守一 时之掌故，经师传授之章句，亦事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然而历代相传，不 废儒业，为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为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 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 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这是一段反应章学诚学术思想的重要文字，在这段话中， 他阐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六经不仅仅是载道之书，而且是求道之器 ，研习六经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明道”。这种道体现在国家政教、人伦日用的具体实践之中 。其卓越之处在于，“六经皆器”观点的阐发，冲破了以往儒家“道寓于 六经”、“六经载道”的思想藩篱，视六经为明道的途径和手段，强化了六经与国家政教和 人伦日用的联系，从而在“明道“这一基点上，构建起六经与史的关联。 在《答客问上》一文中，章学诚以《春秋》为例，解释说：“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 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 耳。”又以此推衍云：“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 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 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显然指的是史学。

章学 诚所提出的“即器以明道”，体现了他欲求经世的主体意识，他倡导的“ 六经皆史”也是这种意识的反映。中国古代史学历来有着“经世致用 ”的传统，“史之为用”是史学家们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自孔子作《春秋》 ，笔则笔，削则削，“使乱臣贼子惧”，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思 想便已经发端。这种经世思想关注的是史学所发挥的强烈的现实意义，章学诚一再 强调六经作为当世先王政典的特征，强调“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 撰述”，反对“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都是在表 述史学经世致用的特征。他在《史释》篇中说：“君子苟有志于 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 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 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在晚 年所作的《浙东学术》篇中，他更为明确地阐发说：

史学所以经世，固 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 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 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

陈祖武先生认为：“章学诚 的‘六经皆史’说，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恐怕还不是尚存争议的 尊经、抑经问题，贯穿于其间的一个中心思想，实为复原中国儒学的经世传统，倡 导以史学去经世致用。”这应当是把握到了章学诚“六经皆史” 论的本质，一如章学诚晚年所辩：“《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经史 门户之见也”，这大概是“六经皆史”说的现实意义所在。

钱穆先生指出：“章学诚讲历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处，他不是站在史学立场来 讲史学，而是站在整个的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将章学诚的“ 六经皆史”思想置于清代学术发展的历程中来考察，乃可更为深刻地认识其时代意 义所在。

明清易代之际，“天崩地解”，这不仅意味着 历史动荡变革中的王朝更替，也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动。历经明清鼎革的士大 夫深受朝代更替和社会变乱的震撼，于亡国隐痛之中开始审视旧 的学术体系，在总结明代灭亡的历史教训，痛诋王学末流空疏误国的思想交锋中， 清初诸儒力主黜虚崇实，留心经世之术。如最为杰出的顾（炎武 ）、黄（宗羲）、王（夫之）三家，他们的为学皆以博大为特色，而归一于经世致用 ，从而影响到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顾炎武所倡言“经学即理学”的命题，不仅 带来了清新健实的治学风气，而且影响到乾嘉时期的学术发展 ，使经学从理学束缚中分离开来，成为一门显赫的学问， 从而被考据学者奉为不祧之宗，而“有清一代学术，确在此旗帜下而获 一新生命。”

然而顾炎武提倡经学，绝不仅仅是为了训诂考证，“经学即理学 ”的命题是针对明末凿空言理的学风而阐发，目的在于给理学注入经学 求实的内容，使之回到“明道救世”的轨道上，从而扭转学风，由蹈虚而转向核实。以经 学考据为中坚的乾嘉学术，或许是达到了中国古代经学的最高峰，然而 随着学风浸盛，穿穴故纸堆中，脱离现实，为考据而考据的弊端日益显著，经世致用的宗 旨却遭到了丢弃。章学诚身处的是这样一个学术环境：汉学考据空前炽 盛，当世学者竞相奔赴，趋之若鹜。而宋学则因“空谈性理”久遭贬斥， 以宋鸣学者，皆无颜色。他要在汉、宋之间另辟新路，以求经世而明道。

值得注意的是，汉、宋二学虽然分帜鲜明，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共同点 ，那就是“守六籍以言道”，皆以儒家六经为依归。所以，章学诚的“ 六经皆史”所针对的不仅是汉学，还有宋学。一方面，他以史学作为颉颃汉学考据的利器 。用“六经皆史”、“即器明道”的观念来针砭当世日趋僵化的考据学 风。批评当世学者的“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 。所以嘉庆元年，在写给朱珪的 《上朱中堂世叔》书中，章学诚即大言道：“小子不避狂简，妄谓史学 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

另一方面，他用史学来修正宋学 ，提出了“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命题。指出：

天人性命之 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儒 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夫子曰：“ 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圣如孔子，言 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 人事者。

《浙东学术》篇中的这一段话，实是章学诚学术大旨的阐发，他的“ 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显然是针对宋学的“空言义理”而发，这与顾炎武 提倡的“经学及理学”实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意。

1921年夏，张尔田序 《章氏遗书》，有一段称述“六经皆史”的文字：“先生当举世溺于训 诂、音韵、名物、度数之时，已虑恒干之将亡，独昌言六 艺皆史之谊，又推其说施之于一切立言之书，而条其义例，比于子政辨章旧闻，一人而已 。……为先生之学，则务矫世趋，群言殽列必寻其原而遂之于大道。 ”这里明确表述了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与他力图挽救时代学术 风气的密切联系。章学诚在《淮南子洪保辨》一文中指出：“天下事凡风气所趋 ，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而他 所用来“相弊救偏”的学术形态，正是经世致用的史学。也就是说，在汉学与宋 学之间，章学诚选择了倡导史学，来实现他的学术价值观。

自乾隆三十七年始，至嘉庆六年十一月，不可抗拒的死神来临，章学诚 托付全稿于萧山王宗炎，乞为校定，萃其三十年心血而成的《 文史通义》方告终结。章学诚曾言：“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 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则他是将《文史通 义》价值的发现，留给了后世。事实也确如他所料，直至近代 ，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其中蕴含的精湛思想。可以说，《文史通义》 也是章学诚的一部经世之书，它以卓立于主流学派之外的姿态，发自衿腑之言， 于时风流弊进行着不妥协的批评，谋求学术革新发展之道。尽 管在当时缺少知音，但确如梁启超先生所肯定：“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 直史家之杰而已。”更可值得注意的是，在“鞭挞千古、掊 击当代”的传统学术批评中，《文史通义》一书为我们留下了诸多时代学术风 云的印记。

你好，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文史通义》作者: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 浙江绍兴）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卒于嘉庆六年（1801），终 年六十四岁。由今而论，章学诚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但 他却显于今而不著于时。生前，他的学术不被理解，极为自负、有着别识独裁 的《文史通义》一书也殊乏知音；身故后，没有像样的传记 ，生平事迹和著作足足埋没了一百二十余年。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先 生为之结撰《年谱》，其学术光辉终于日渐显耀。到梁启超 ，更大力张扬，以章学诚之学术不盛行于清代，为清代史学界之耻辱。他的史 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也得到了极高的学术评价。

一、《文史通义》之撰著

章学诚一再称自己所走的为学道路是一 条寂寞之途，人弃我取，无人顾盼，举世所不为，但他的《 文史通义》却应当不是在寂寞中完成的。因为从《文史通义》初撰起，章学诚就屡 屡将其中的篇章呈送给他自谓的“同志”、“通人”或一时大僚，致函商讨， 请求校正，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这一方面反映出 他对所撰《文史通义》的自负，另一方面，实际上也表现出他为推扬自己学术主张所作的努 力。《章氏遗书》所保留的信件中，相当一部分都与此有关。这也为 我们提供了理解《文史通义》撰写的宝贵资料，这些文字，也是章学诚的一种“自识” ，即他对自己《文史通义》撰著目的的最直接认识。

章学诚 的《文史通义》大约始撰于乾隆三十七年，在篇章初成时，他就致信给汾阳曹学闵，并 抄录“内篇”三首，托他转交国子监监正朱棻元和翰林院侍读学士钱 大昕。他致函朱棻元称：“是以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 书虽未成，大指已见辛楣先生候牍所录内篇三首，并以附呈。”则这个“大指”当蕴含 在写给钱大昕的《上晓征学士书》中。其间，章学诚论述了古今著述渊源，文章流别，他初 撰《文史通义》的旨趣亦在这封信中得到了明确展现。信中写道：

学诚自幼读书无他长，惟于古今著术渊源，文章流别，殚心者盖有日矣。…… 而班史《艺文》独存。《艺文》又非班固之旧，特其叙例犹可推寻。 故今之学士，有志究三代之盛，而溯源官礼，纲维古今大学术者，独汉《艺文志》一篇 而已。……然赖其书，而官师学术之源流，犹可得其仿佛。故比者校 雠其书，申明微旨，又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 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虽 草创未及什一，然文多不能悉致，谨录三首呈览，阁下试平心察之，当复以为何如也。

可以看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撰写实是从校雠《汉书 ?艺文志》入手，意在釐别古今学术渊源，探讨古今著述之得失利病，亦即其《校雠通 义》序言中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此年，邵晋涵还有书信 致章学诚，问起《文史通义》的撰写情况。其中写道：“足下以伉爽之识，沉贽之思，采 七略之遗意，娓娓于辨章旧闻，考撰异同，校雠之得其理，是诚足下之责也”从中亦 可考见，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的初衷，是仿照刘向、刘歆父子 编纂《七略》之意，条辨学术源流，群言得失。而翌年写给严 长明的书信中，他对此亦有明确记述。

但在乾隆三十九年夏，章学 诚则表述了以《文史通义》来阐发“史意”的意图。此年 ，章学诚感于《文史通义》诸篇为理论之作，“空言不及征诸实事。” 所 以撰《和州志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以见《 通义》非迂言可比，其叙言称：

志者，史之一隅也。获麟而后 ，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魏、晋 六朝，时得时失，至唐而史学绝矣。其后如刘知几、曾巩、郑樵，皆良史才，生 史学废绝之后，能推古人大体，非六朝、唐、宋诸儒所能 测识。余子则有似于史而非史，有似于学而非学尔。然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 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 此予《文史通义》之所为作也。

但他似乎未能立即着手达成这一 愿望，乾隆四十三年，他在写给钱坫的书信中仍言：“而 学诚觕通大义，不能研究文字，自以意之所至，而侈谈班、刘述业，欲以疏 别著述渊源，究未知于古人之志，有当与否?”可见直至 此时，他的治学重点仍在目录校雠。当然，这里所说的“校雠”与繁琐的版 本考证、文字对勘这样的考据方法显然不是同一个层次， 按章学诚的话来说，就是“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 。

直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文史通 义》中《言公》上、中、下，《诗教》上、下等篇撰成后， 章学诚的学术视点才转向了讲论文史。此年所著《言公》、《 诗教》等篇，文字多至万言，不能遽录，章学诚便先以《言公》三篇致送邵 晋涵，并告诉周振荣，《言公》、《诗教》之篇，“足下 不可不与闻也，或令人钞去，置之座右，较之《史例》、《校雠》诸篇，似 有进矣。”并称：“其言实有开凿鸿蒙之功，立言家于是 必将有取。” 按钱穆先生所考，此年所撰，尚有《嫌俗》、《针名》、《 贬异》等篇，从这些篇章可以看出，当时《文史通义》体 现之撰著意图，与数年前的辨析学术源流已显然不同。余英时先生以此年为 今本《文史通义》撰写的开始，应当不无道理。这一年开 始，今本《文史通义》中的篇章渐次撰成，在此，仅以《原道》篇为例，分析当 时《文史通义》撰述之主导思想。

《原道》篇为《文史通义》诸篇 精髓之一，撰成于乾隆五十四年，但在传示都门诸“同志”的过程中，遭到了极大的非议， 认为“蹈宋人语录习气”，不见新鲜。章学诚在此后的《与陈鉴亭论学》一文中，阐明自 己这篇重要文字的撰述宗旨说：

古人著《原道》者三家 ：淮南托于空蒙，刘勰专言文指，韩昌黎氏特为佛老塞源，皆足以发明立言之本。鄙 著宗旨，则与三家又殊。《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著 作本乎学问，而近人所谓学问，则以《尔雅》名物，六书训故，谓足尽经世之大业， 虽以周、程义理，韩、欧文辞，不难一吷置之。其稍通方者，则分 考订、义理、文辞为三家，而谓各有其所长；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纷纷，出 奴入主，正坐此也。鄙著《原道》之作，盖为三家之分畛域设也。

这里表述了两层意思，其一，“《文史通义》专为著作 之林校雠得失”，这是章学诚最初撰写《文史通义》宗旨的延续；其二 ，《原道》之作在当世沉溺于训诂名物，鄙薄义理、文辞，谓之“足尽经世大业” 的学术背景下，其中所言“为三家（考订、义理、文辞）之分畛 域设也”，透视出的是救正学术偏向的意图。

嘉庆元年，章学诚选取《文 史通义》中《言公》、《说林》等十余篇“近情而可听者”，进 行刊刻，并陆续分送诸“同志”就正。以下，从章学诚呈送这个刻本所附信函，来 分析他撰写《文史通义》的目的，这实际上代表了章学诚晚年对 《文史通义》的期望。

嘉庆元年三月，章学诚致书汪辉祖，讲到将《文史 通义》刻本送其校正的原因：“然大旨终不能为知好者讳，辄因大刻序言史学，亦开 凿新论之一端。”他对当世的学风进行了分析，指出：“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 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针对这种情况，章学诚提 倡作古文辞来救正，但却将古文辞的成功归于史学，认为：“而古文辞必由纪传史 学进步，方能有得。”其下则着力对此加以论证，认为近世文宗 不晓“经之流变必入于史”，欧阳修的《唐书》和《五代史》不脱学究《春秋》与 《文选》史论习气，但未能得见“《春秋》马、班诸家，相传所 谓比事属辞宗旨”。最后说：“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 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从这番慷慨陈辞中，他以《文史 通义》倡言史学的理想明晰可见。

嘉庆三年，章学诚以《文史通义》初刻 稿呈送朱锡庚，请其将副余分赠同志中人说：“如又不足，续寄 可也”，并请朱锡庚将所附书信转给章宗源、邵楚帆、邵耿光及邵晋涵弟子之“能 真知其师者”共观。他在书信中写道：

鄙著《通义》之 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 者，关于身世有所枨触，发愤而笔于书。……《通义》书中，《言公》、《说林》 诸篇，十余年前旧稿，今急取订正付刊，非市文也。盖以颓风日甚，学者相与 离跂攘臂于桎梏之间，纷争门户，势将不可已也。得吾说而通之，或有以开其枳棘，靖其噬 毒，而由坦易以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或于风俗人心不无小补欤 。

应当说，这封信函有着特殊的撰写背景，章学诚此时正被“盗卖毕公《史考》 ”的流言所侵，所以才写信给友人，谋求自辩。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晰 地看到，章学诚的心中有一种强烈的学术责任感，他的《文史通义》虽然 论文谈史，却不是无为之作。正如他在《上尹楚珍阁学书》一文中所说：“读 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 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义焉。”

这一年，章学诚还 致信钱大昕，寄送了《文史通义》的初刻稿。这时他已认识到自己从事的文史校雠之业，“ 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惟敝帚自珍，所以请求钱大昕：“乞勿为外 人道也。” 迫于学术大环境的压力，章学诚的犹豫与徘徊心态由此可窥一二。但这封《上 辛楣宫詹书》的中心思想却在如下这段文字：

夫著书大戒有二 ，是非谬于圣人，忌讳或干君父，此天理所不容也。然人苟粗明大义，稍通文理，何至犯斯 大戒。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 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

在此，章学诚以力 挽风气为己任的学术理想，已非常明确。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说林》篇中的 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注意，其中写道：

鸩之毒也，犀可解之 ；瘴之厉也，槟榔苏之。有鸩之地，必有犀焉；瘴厉之乡，必有槟榔。天地生物之仁，亦 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汉儒传经贵专门，专门则渊源不紊也。其弊专己守残，而失之 陋。刘歆《七略》，论次诸家流别，而推《官礼》之遗焉，所以 解专陋之瘴厉也。唐世修书置馆局，馆局则各效所长也。其弊则漫无统纪，而失之 乱。刘知几《史通》，扬搉古今利病，而立法度之准焉，所以 治散乱之瘴厉也。学问文章，随其风尚所趋，而瘴厉时作者，不可不知槟榔犀角 之用也。

用这段文字来推衍章学诚撰著《文史通义 》的期望，应较为允当。章学诚在此举出，刘歆《七略》之作， 在纠正汉儒专己守残之陋，刘知几《史通》的撰写，在揭露唐代史 馆修史漫无统纪之弊。都意在表明，学者的著述应当对一时的学风偏弊有所救正 ，他撰写《文史通义》的最终目标也在于此。面对当时知识界 竞趋考据训诂之“瘴厉”，正是通过批评时风流弊，慎别汉、宋之学，《文史通 义》发挥了它的“槟榔犀角之用”。

二、《文史通 义》对乾嘉学术流弊的批评

“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这是 章学诚对逆时代风尚而行之艰辛的充分认识。乾嘉之际，经学 考据一旦形成风尚，正训诂、明音韵、考名物、核度数的学术门路便演为时趋。 这种治学路数与东汉许、郑诸儒极其相似，仿佛东汉之学重光，清儒遂有“国朝汉 学昌明，超轶前古”之说。

然而，对“甚于刑曹之法令”的“时趋”，章学 诚并没有妥协相徇，他笔挟青霜，锋芒所向，正是汉学考据演 为风尚之流弊。他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批评说：“盖逐于时趋，而误以襞绩补苴， 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 籍俱存，无事补辑，彼将无用其学矣。”章学诚认为当世汉学的弊端在于“循流 忘源，不知大体”，“但知聚铜，不知铸釜” ，只知功力， 不知学问，所患在“学而不思”。他将功力和学问别为二途，认为：“学与功力，实 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 以为酒也。”在《文史通义》之《博雅》篇中，他对当世学者 宗尚南宋王应麟，以博洽考订证经治史的为学方法进行批 评，指出：“今之博雅君子，疲惫精力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 ，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耳。” 对世人的以考据名家，章学 诚更是不以为然，指出：“天下但有学问家数，考据者乃学问所有事， 本无考据家。”

更为重要的是，章学诚对乾嘉汉学的批评，是他看到了汉学考据 主导学术界所造成的学术偏蔽，首先是学术视野的极度狭窄，章学诚说 ：

今之学者，以谓天下之道，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 训之当否，如斯而已矣。是何异观坐井之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 运度，量四海之波涛，以谓可尽哉?

而读书人在强势学风的挟裹下，为好名心 所驱使，“以学问文章循世之所尚”，舍本逐末，茫无所主，将生命精 力耗费于繁琐的考订、论证，不知学为何物，更为学术之大患。这种状况，就如焦循于嘉 庆元年所指：“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 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章学诚亦为此叹息说：“夫近人之患，好 名为甚。风气所趋，竞为考订，学识未充而强为之。” 因此，他屡次提到古学，认为今 人的治学方法脱离了“古人之真”，指出：“尊汉学，尚 许郑，今之风尚如此，此乃学古，非古学也。” 又说：“近日考订之 学，正患不求其义，而执形迹之末，铢黍较量，小有异同，即嚣然纷争，而不知古人之真 ，不在是也。”并不无忧患地论述说：

然则学术不明，必为 人心风俗之害，贱儒不足以有为，而群焉不察以相赞叹，则流风大可惧也！古人之考索， 将以有为也；旁通曲证，比事引义，所以求折衷也；今则无所为而竞言 考索。

可见，章学诚所痛斥的是回避现实，脱离了“学术固期于经世”的宗旨 ，但知识界却仍为“风气所鼓而不知偏之为害”。

章学诚的 《文史通义》中屡次提到“宋学”一词，与此相关的论述也是理解其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 那么，何为“宋学”?简而言之，即“程朱诸儒之学也”。宋学以讲求“性与天道”为 特质，力主阐发义理，回归孔孟。而其空疏流弊，亦深植于此。演至 明末，王学末流束书不观，“高谈性命，蹈于空疏，儒林之名， 遂为空疏藏拙之地。”清初顾、黄诸儒起而救之，揭露其弊，欲之蹈实，走向 经世致用。至乾隆而后，许、郑之学大明，则其浸衰已成， 不复成军。读书人“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章学诚也一针见血 地指出宋学弊端所在，他说：“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 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 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即指斥宋学的空言义理。他 在《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中对这种“以道名学”进行批评，斥之为“有道而 无器”：

盖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史纬，出 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道非必袭天人、性命、诚正、治平，如宋 人之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文章学问，毋论偏全平奇， 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若区学 术于道外，而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则是有道而无器矣 。

正因为这种离器而言道，宋儒之学才流于空疏，远离现实，无关 经济事功。

但章学诚虽然痛斥宋学流弊，却反对于宋学 一并抹杀，他肯定：“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 、治、平正路”。认为：“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 不讲也。”他告诫诸子：“尔辈此时讲求文辞，亦不宜略去宋学”，《五 子遗书》、诸家《语录》，“其中精言名理，可以补经传之缺，而意义亦警如周、秦诸 子者，往往有之。”同时指出：“ 但不可堕入理障，蹈前人之流弊 。” 可见，他要讲的宋学应是去其流弊之后的诚意正心之学。他对好友邵晋涵说： “维持宋学，最忌凿空立说，诚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君家念 鲁志也，宜善诚之。”他的“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又多少 带有以史学修正宋学的意图。

然而，章学诚希望知识界讲宋学， 并非是要以恢复宋学为志。他的这一识见，是针对时风偏蔽而发。在乾嘉汉学风气全盛 之际，知识界皆重考据而轻义理，章学诚将这种现象归因为风气盛衰 所致，他说：“然风气之盛，则村荒学究，皆可抵掌而升讲席；风气之衰，虽朱程大贤 ，犹见议于末学矣。”因此大声疾呼：“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 为重轻。” 由此，他批评说：“今之学者，虽趋风气，兢尚考订，多非心得。”又说 ：“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随 着考据末流偏枯之弊的日渐显露，杰出之士，也都以之为忧。嘉庆元年春，焦循致书刘 台拱，就说：“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 前之弊患乎不学，後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於虚，庶几学经之道也。”这里提 到的“证之以实而运之於虚”，与章学诚视“学而不思”为当世学风病痛，可谓同出一 辙。嘉庆十九年九月，段玉裁复书陈寿祺，认为：“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 ，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 ，未必非表率之过也。”喟叹：“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亦与章 学诚所论“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为同调之叹。

应 当说，章学诚持正汉、宋的思想，建立在社会学术责任之上，与争汉、宋门户者，不可 同日而语。而他针对学风时弊，持正汉、宋之学，对学术进行修正的 理论基础则是“六经皆史”。

三、六经皆史

“学以经世”为贯 穿整部《文史通义》的重要思想，“六经皆史”则是其中的重要命 题。乾隆五十三年，在写给孙星衍的《报孙渊如书》中，章学诚提出：“愚之所见， 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 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此时，“六经皆史”论已见其端。至乾 隆五十四年，章学诚撰成《文史通义》中的《原道》篇，开篇即言 ：“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而与之前 后的《经解》、《史释》、《易教》等篇，五十六年《答客问》、 五十七年《书教》篇的撰成，“六经皆史”的理论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至他病逝 前一年（嘉庆五年）撰写的《浙东学术》篇，他的以“六经皆史” 为核心的史学思想建设最终完成。

“六经皆史”并非是章学诚之独创，其渊 源可追溯至先秦《庄子》之《天道》、《天运》诸篇，而如隋代王 通、北宋苏洵，明王阳明、胡应麟、李贽，清初钱谦益、顾炎武等人，皆阐发过相近 的认识。而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最可宝贵之处在于，它建立在较 为完善的哲学体系之上，以“即器明道”的理念，被赋予了现实和时代的意义。

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他的论据总结起来有重要的两点，一是经与史在上古无所 分，“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古之所为经 ，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这在宋明以来 学者的著作中都递有论述。二是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为先王的经世之书。如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 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 言。”这是章学诚反复强调的一点，也是认识章学诚的“ 六经皆史”学说最需注意的一点，这些论据都意在阐明六经不是离事而言理 的空言著述，而是先王施展政治抱负的依托，所以章学诚 在《原道》篇中再次重申：“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用“道”与“器”两个哲学名 词之间的关系，将六经与史联系起来。章学诚以影与形作比，表述道与器的 关系说：“《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 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 据此，他作了如下的阐述：

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 知六经皆器也。……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 后世遵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盖 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 ，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 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彰先 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官司 守一时之掌故，经师传授之章句，亦事之出于不得不然者 也。然而历代相传，不废儒业，为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 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为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 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 可与言夫道矣。

这是一段反应章学诚学术思想 的重要文字，在这段话中，他阐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六经不仅仅是载 道之书，而且是求道之器，研习六经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明道”。这种道体现在国家政教、 人伦日用的具体实践之中。其卓越之处在于，“六经皆器”观点的阐发， 冲破了以往儒家“道寓于六经”、“六经载道”的思想藩篱，视六经为明道的途径和手段， 强化了六经与国家政教和人伦日用的联系，从而在“明道“这一基点上， 构建起六经与史的关联。在《答客问上》一文中，章学诚以《春秋》为例，解释说：“道之 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 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 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又以此推衍云：“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 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 撰述，以究大道也。”“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显然指的是史学。

章学诚所提出的“即器以明道”，体现了他欲求经世的主体意识，他倡导的“六经皆 史”也是这种意识的反映。中国古代史学历来有着“经世致用”的传统， “史之为用”是史学家们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自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 “使乱臣贼子惧”，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思想便已经发端。这种经世思想 关注的是史学所发挥的强烈的现实意义，章学诚一再强调六经作为当世先王政典的特征，强 调“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反对“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 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都是在表述史学经世致用的特征。他在《史释》篇中说：“君子苟 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 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 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 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在晚年所作的《浙东学术》篇中，他更为明确地阐 发说：

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 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 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

陈祖武先生认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恐怕还不是尚存争 议的尊经、抑经问题，贯穿于其间的一个中心思想，实为复原中国儒学的 经世传统，倡导以史学去经世致用。”这应当是把握到了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本质，一 如章学诚晚年所辩：“《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经史门户 之见也”，这大概是“六经皆史”说的现实意义所在。

钱穆先生指出：“章学诚讲 历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处，他不是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而是站在整个 的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思想置于清代学术发展的历程中来考察 ，乃可更为深刻地认识其时代意义所在。

明清易代之际，“天崩 地解”，这不仅意味着历史动荡变革中的王朝更替，也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动。历经明 清鼎革的士大夫深受朝代更替和社会变乱的震撼，于亡国隐痛之中开始审 视旧的学术体系，在总结明代灭亡的历史教训，痛诋王学末流空疏误国的思想交锋中，清初 诸儒力主黜虚崇实，留心经世之术。如最为杰出的顾（炎武）、黄（宗羲 ）、王（夫之）三家，他们的为学皆以博大为特色，而归一于经世致用，从而影响到明末清 初学风的转变。顾炎武所倡言“经学即理学”的命题，不仅带来了清新健 实的治学风气，而且影响到乾嘉时期的学术发展，使经学从理学束缚中分离开来，成为一门 显赫的学问，从而被考据学者奉为不祧之宗，而“有清一代学术，确在此旗帜 下而获一新生命。”

然而顾炎武提倡经学，绝不仅仅是为了 训诂考证，“经学即理学”的命题是针对明末凿空言理的学风而阐发，目的在于给理学注 入经学求实的内容，使之回到“明道救世”的轨道上，从而扭转学风，由蹈虚而转向核 实。以经学考据为中坚的乾嘉学术，或许是达到了中国古代经 学的最高峰，然而随着学风浸盛，穿穴故纸堆中，脱离现实，为考据而考据的弊 端日益显著，经世致用的宗旨却遭到了丢弃。章学诚身处的是 这样一个学术环境：汉学考据空前炽盛，当世学者竞相奔赴，趋之若鹜。而宋学 则因“空谈性理”久遭贬斥，以宋鸣学者，皆无颜色。他要在 汉、宋之间另辟新路，以求经世而明道。

值得注意的是，汉、宋二学虽 然分帜鲜明，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共同点，那就是 “守六籍以言道”，皆以儒家六经为依归。所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所针对 的不仅是汉学，还有宋学。一方面，他以史学作为颉颃汉学考 据的利器。用“六经皆史”、“即器明道”的观念来针砭当世日趋僵化的考据学 风。批评当世学者的“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 。所 以嘉庆元年，在写给朱珪的《上朱中堂世叔》书中，章学诚即大言道：“小子不 避狂简，妄谓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 。”

另一方面，他用史学来修正宋学，提出了“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 命题。指出：

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 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 ，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 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圣如孔 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 未有不切于人事者。

《浙东学术》篇中的这一段话，实是章学诚学术 大旨的阐发，他的“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显然是针对宋学的“ 空言义理”而发，这与顾炎武提倡的“经学及理学”实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 意。

1921年夏，张尔田序《章氏遗书》，有一段 称述“六经皆史”的文字：“先生当举世溺于训诂、音韵、名物、度数之时，已 虑恒干之将亡，独昌言六艺皆史之谊，又推其说施之于一切立 言之书，而条其义例，比于子政辨章旧闻，一人而已。……为先生之学，则务矫 世趋，群言殽列必寻其原而遂之于大道。”这里明确表述了章 学诚提倡“六经皆史”与他力图挽救时代学术风气的密切联系。章学诚在《淮南 子洪保辨》一文中指出：“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 。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而他所用来“相弊救偏”的学术形态， 正是经世致用的史学。也就是说，在汉学与宋学之间，章学诚 选择了倡导史学，来实现他的学术价值观。

自乾隆三十七年始，至嘉 庆六年十一月，不可抗拒的死神来临，章学诚托付全稿于萧山 王宗炎，乞为校定，萃其三十年心血而成的《文史通义》方告终结。章学诚曾言 ：“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 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则他是将《文史通义》价值的发现，留给了后世。事 实也确如他所料，直至近代，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其中蕴含的精 湛思想。可以说，《文史通义》也是章学诚的一部经世之书，它以卓立于主流学 派之外的姿态，发自衿腑之言，于时风流弊进行着不妥协的批 评，谋求学术革新发展之道。尽管在当时缺少知音，但确如梁启超先生所肯定：“实 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更可值得注意的是，在“鞭挞千 古、掊击当代”的传统学术批评中，《文史通义》一书为我 们留下了诸多时代学术风云的印记。